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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7 05:42 来源:中国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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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5年3月参与指挥嘉陵江战役后参加长征。

1995年离休。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等职,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流江、上海等战役和解放浙江临海、舟山等战斗。

  他自觉按照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于1965年7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长征中,先后任红9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红31军第93师279团政治处主任。

  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书稿由中共中央军委委托《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主持审定。

后任红3军团第8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保卫股股长,军团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总务处处长,管理科科长。

  后任红4军第3纵队7支队21大队政治委员、第12师34团3连政治委员。

  他以极高的革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清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罪行的工作中。1977~1982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科长、团政委、分区政委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翌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14年3月,他11岁即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十六期学习。

  1945年10月,第7师等部奉命进军东北,他被留任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继任军区副政治委员。

    伍瑞卿同志,因病于2004年7月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1922年离家赴汕头、广州谋职,当过潮汕公路测量局的测量员、桂军警备司令部的书记(文书)。他参加了河南邓县战斗,后组织部队筹措钱粮,多次挫败了敌人的围袭,为保障十纵南下转战大别山,实现我军的战略转移立下了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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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效应或加重雾霾“病情”
2019-05-27 作者: 记者 姜辰蓉 张晨俊/西安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近年来,雾霾成为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对此,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多位高校专家指出,目前我国雾霾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亟须从国家层面整合力量协同作战,只有追因穷源,治理才能有的放矢;同时治理还需理顺机制,解决好研究、决策和减排的关系。专家还指出,应警惕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热岛效应”加剧雾霾。

  雾霾成因研究需协同攻关

  谈到雾霾成因方面的研究,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振文认为,尽管包括西安在内,目前很多城市对细颗粒物的来源构成进行了源解析,但离真正把雾霾来源、形成机理和危害性搞清楚,还有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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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在给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充电。

  近日,随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100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实现了全县城乡环保公交全域覆盖。至此,邢台市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已有5500辆环保车辆投入运营,年可减少一氧化碳排放619吨,氮氧化物排放413吨,减少烟尘排放990吨。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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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还指出,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复合型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在近二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各类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出现了集中式爆发。“我们的大气层,就如同一个实验室中的反应容器。人们往这个容器中排放的污染物越多,成分越复杂,越会发生更为复杂的二次反应。”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黄汝锦说,“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单靠一个科研单位或学科是很难完成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表示,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在大气细颗粒物研究方面,中科院起步也是比较早的。越是研究得深入,越是感觉到,要破解雾霾的“秘密”,单靠某一个学科的力量是行不通的。必须集中多学科的专家,协同攻关。

  张振文建议,应尽快在国家层面上,整合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并建立起明确的研究分工。这样不仅可以花小钱,办更大的事情,而且也有利于达成一致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雾霾治理。

  协调研究、决策和减排三方关系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曹军骥致力于PM2.5研究20年,他指出,在国家层面考虑与规划PM2.5治理工作时,还需坚持“政府主导、科技治污和公众推动”的基本思路,理顺空气污染治理管理体制,发挥法律和科技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

  曹军骥建议,由国务院成立专门解决空气污染的常设机构,超越目前空气污染治理的各个部门,统一领导,从体制上理顺当前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做好顶层设计,包括政策制定、标准讨论、科技规划制定、管理体系建设等问题,有效指导全国的治污实践工作。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学术界、公众、民间团体等的有效沟通与交流,为政府有效决策,经费高效使用、资源配置等提供咨询建议。

  在法律层面,曹军骥表示,针对目前的法律体系开展细致修订,并拟定新的法律体系以应对中长期污染控制之需,保证法律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在科技治污层面,曹军骥指出,我国PM2.5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顾此失彼,需以科技治污为导向,整合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和工业减排这三个方面的力量,进行通力合作。

  他表示,首先要尽快启动国家清洁空气专项,加强环境部门监测、分析和研究等能力建设,加强源解析、重污染事件过程、二次污染物及其环境效应的定量研究;增强计算机数值模拟能力,加强天气过程与空气污染相互作用的研究,提高空气污染预警预报水平。

  第二,推动PM2.5及各类前体物监测、分析和研究等的标准化及设备与材料的国产化;面对复杂多变的污染形势,加大高科技、新技术在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第三,在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遵照科学规律办事,提高各级部门环境决策的科学水平;加强科技治污的科学普及,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邓顺熙则指出,目前学术界对雾霾成因仍存在争议,相关分析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但与此同时,对于石油化工产品的使用、排放等必须加强控制,减排决心不能动摇。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存在“减排措施明显、降霾效果不明显”的情况,容易导致否定“减源”的错误认识。雾霾的形成是一个多方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减排无疑是雾霾治理工作的关键举措,必须坚决贯彻。

  “热岛效应”可能加剧雾霾

  邓顺熙指出,相较于外国曾经发生的污染事件,中国大气污染成因的复杂性更高。由于城市功能布局需要,石化、燃煤、尾气等污染因素不可避免的集聚、反应,增大了污染治理难度。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扩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热岛效应”影响在不断加强。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较于周边地区温度更高、空气密度下降、风速降低,一系列反应不仅使得城市中心污染物难以扩散,还令周边农村地区的污染物进一步向城市中心聚集,导致频发、持续的雾霾。”邓顺熙说。

  邓顺熙说:“国内城市往往采取‘摊大饼’式的发展路径,产业布局随城市中心快速扩张。路面全部硬化,缺乏渗漏缓冲设计,城市发展没有预留任何缓冲地带,抗风险能力随之进一步降低。一旦雾霾形成,城市中心污染最为严重,治理也最困难。”

  邓顺熙指出,要打破当前城市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局面,从系统上解决城市污染治理难题。在城市的布局、发展中,可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建设城市或城镇群,各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构筑森林、湖泊、草地等生态缓冲地带,提升环境容量。同时,进一步优化中小城市发展布局,均衡教育、医疗、科技等资源配置,为更多人群提供稳定、优良的生存发展环境,避免人群向大城市过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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